反思中国企业全球化

反思中国企业全球化

中国企业走出去学费如此之高，加上过去20年像日本等其他国家海外投资教训惨重、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一般仅有34%的成功率等诸多前鉴，不得不让人们警觉成绩、机遇背后所伴随的高额风险　　最近六年来，中国企业累计有70笔大额海外投资交易受挫，其中2008、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达到顶峰，而今年上半年再次出现回升势头。尚未从抄底全球金融危机的“左侧交易”风险中缓过劲的中国企业，不得不面对全球后危机时期动荡加剧的2011年。　　多方数据汇总显示，2011年上半年至少有11起大规模的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风险或遭遇困境的案例，例如广东核电撤销竞购英国Kalahar、中钢暂停西澳大利亚的铁矿石项目、中石油与加拿大Encana涉及53.9亿美元的页岩气项目谈判破裂、光明集团折戟法国优诺公司并购等。利比亚无疑成为令人忧心的焦点地区，由于当地局势动荡，葛洲坝、中冶、中铁建、中建共涉及72.4亿美元的投资面临风险，而这些仅是中资企业在当地大规模投资的一部分。“中国对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量的挫折。”长期关注中国海外投资的传统基金会研究员Derek Scissors认为。　　在近年来遇挫的交易中，既有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紫金矿业、五矿、中铝、中铁建、中冶等大量国企，也有华为等民营企业。交易平均规模在22.71亿美元，其中中铝对力拓、中海油对优尼科以及在伊朗的油气项目金额最大，合计达535亿美元。　　中国企业走出去学费如此之高，加上过去20年像日本等其他国家海外投资教训惨重、全球范围内跨国并购一般仅有34%的成功率等诸多前鉴，不得不让人们警觉成绩、机遇背后所伴随的高额风险。事实上，全球性失衡酿制的金融危机及其后遗症的长期扩散，将裹挟着意识形态、文化差异等固有因素，在地缘政治上继续构成中国企业今后几年“走出去”的重大外部挑战。　　量增却难质跃　　自2000年3月全国人大九届三次会议正式提出“走出去”的概念，迄今已经步入第十一个年头。诚然，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过多年发展，已从早期的以绿地投资为主转为收购兼并、股权置换、境外上市和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并重，取得了截至今年7月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864.3亿美元、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累计签订合同额7751亿美元和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567万人的成绩。尽管1362.3亿美元的涉险非金融类投资仅是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零头，但自损过半的残酷现实，充分曝露出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首先，“走出去”在整体制度安排、政策规划配套、宏观指导推进等方面缺少统筹设计，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例如，对外金融、股权投资和战略性资源储备如何有序有侧重地进行战略管理缺乏清晰思路；“走出去”战略与扩内需调结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等宏观战略缺乏协调配合。“走出去”的宏观管理存在缺陷与现有多层次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商务部牵头、发改委和国资委等部门各自参与的管理模式下，条块分割的格局、重审批轻服务的工作方式、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等因素往往会导致部门利益出现矛盾冲突、管理效率不高。而从企业层面看，一方面受制于信息资源获取渠道和能力不足、对不同投资地的政治经济法律环境了解程度不够，另一方面得不到应有的咨询指导和财经服务。在企业主体选择方面，尽管2011年上半年走出去的企业结构中国企比重下降民企上升，然而总体上“走出去”仍过度依赖国企，私人资本流出力度有限。　　其次，“走出去”的整体产业层次较低，制造业对外投资规模较小，大型项目不多，高端跨境配套代工能力和中高端生产服务的自主发展能力不足。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的产业门类多样，尽管近三年来投资农业、采矿业和能源业的比重有了较大增长，但投资最多的仍是传统制造业；而在已对外投资的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企业表示现有对外投资规模小于500万美元。这与中国的加工贸易体系长期被锁定在国际分工低端密切相关。按照专家的说法，这导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1美元所创造的附加值仅为0.2美元左右，而进口1美元商品为出口国创造的附加值则高达0.8美元。　　再次，“走出去”的地区分布仍过于集中，亚洲仍占46%的投资比重，而不同区域内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并不利于分散风险。迄今为止，中国企业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77个，中国资本在境外已设立逾1.3万家企业；其中仅今年1-7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就累计对全球117个国家和地区的2169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从境外投资项目的地区分布来看，亚洲、欧洲和北美是吸引中国投资较为集中的地区。例如香港，按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数据分析，香港吸引了几乎三分之二的中国内地投资，即便其只是个中转站。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今年1-7月新签合同额居前十位的国家(地区)中，中国香港列第二，仅次于印度。从中国企业的投资热点变化看，西半球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企业在欧盟国家的投资主要集中于英国、法国、德国；在北美的投资主要集中于美国；南美则扎堆巴西、阿根廷；在非洲投资较多的国家是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和南非。　　由于上述因素的存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总的来看，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还只是量的剧增，并未达到质的飞跃。　　内外兼修审慎权变 　　按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的预计，继2010年的1.2万亿美元之后，2011年全球直接投资流入量约为1.3万亿-1.5万亿美元，2012年约为1.6万亿-2万亿美元。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直接投资的重要性在增加，但同时主要经济体投资政策中的限制性措施比重上升到30%。这对处于“引进来”与“走出去”战略并存的“十二五”期间的中国来说，可谓是机遇与挑战并存。　　“走出去”之于当下中国的意义其实很明了：可以充分发挥过剩的外汇储备优势促进资产组合多元化，控制外储规模趋向合理，扭转资产收益过低的被动局面；可以实现顺差的对外转移，从而减缓贸易摩擦；可以缓解国内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瓶颈，延长既有的传统产业优势，推动新兴优势产业、产品海外布局，充分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可以有助于中国二元贸易生产体系的转型升级，向高端代工和自主发展演进。对外投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目前看主要的有利因素依次包括：投资目的地的市场潜力、“走出去”政策及相关优惠条件、投资目的地的自然资源、可供投资使用的资金数量、从投资目的地的优惠政策中获利、海外投资节省运输成本、投资目的地的技术先进、获取知名品牌、规避贸易壁垒等。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根据英国经济学家邓宁的三要素优势投资理论，企业对外投资必备的优势之一是内部化优势，即企业必须有能力把在本土的所有权优势延伸到投资东道国，与当地投资环境和生产要素更好地融合。这是决定对外投资成败的决定性因素，因为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随着距离的延长或环境的变化而递减的。面对外部环境的挑战和不断的投资失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对外投资所面临的诸多不利因素。从企业的调研情况分析，目前“走出去”的不利因素依次包括融资困难、缺乏国际经营和管理的人才、产品技术缺乏竞争力、当地消费者对中国品牌不了解、文化差异、当地消费者对中国产品质量担忧等。这与有关方面认为的被投资国的政治对抗心态可能对流向当地的投资产生一种“寒蝉效应”——这一最大的投资不利因素判断迥然不同。事实上有超过60%的企业认为，融资困难和国际化人才短缺特别是跨国经营管理人才目前奇缺，是制约对外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对企业“走出去”构成巨大挑战。　　对已经出现的投资困难和失败案例，我们应当深刻汲取经验教训；今后如何“走出去”，我们必须立足长远权衡利弊谋定而动。政府当下应抓紧推进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政策促进体系，深化对外投资合作管理体制的改革，推进对外投资合作的便利化；二是要健全“走出去”的服务保障体系和风险控制体系，加强公共信息服务。在对外投资管理中，管好国企，放开民企，更多地通过双边政府协商、提供信息咨询等措施保护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降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须灵活采取各种措施，真正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集团，为创造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提供应有的条件。　　就企业而言，强化合作与协作、深化“双赢”投资理念、打造命运利益共同体，显得十分迫切。中国企业要明白，存小异而求大同，是为了大家建立共同的利润目标、共同的商业追求、共同的价值观，以互助、团结以及为了共同目标相互妥协的方式共同发展。这是中国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尤其是现在全球敌意升温时期必须采取的方式，必须转变的思维。如果中国企业能在主流市场与行业打造出广泛、深入的命运利益体，西方的主流商业机构就会重新看待中国企业的价值，会消除过往对我们的一些误解，进而帮助中国企业去游说政府，去影响西方主流传媒，加之中国企业逐渐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将会逐步在这些进入国家与地区中建立中国企业的良性影响力。这次全球性金融风暴，西方许多企业尤其是顶级金融机构陷入资金短缺困境，这给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他们彼时迫切地希望中国企业能施以援手，中国企业由此可以恰当的方式援手行业内的顶级企业。这种雪中送炭并共渡难关的方式，将使大家荣辱与共并结为同盟。　　此外，企业要修炼内功，提高自身产品和服务质量；在对外投资之前应进行细致的可行性研究，要有长期规划和国际化的战略部署，广招通晓外语、管理和当地情况的专业人才；要加强公司治理、社会责任和法制意识，提升中国企业海外形象。唯有如此才是可持续发展的对外投资模式。　　尽管前行不易，但中国出现一批真正全球化。创新领先企业的条件已经具备。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总量，很多行业已经做到全球No.1，具备引领全球发展的一些基础；第二，中国企业历经多年磨练，管理经验有很大提升；第三，中国企业的资金较西方同行相对充裕。中国企业一定要放弃追随、复制的思维惯性，不能总是停留在跟随西方世界级企业的框架下。今后数年将是全球创新竞争进入白热化的时期，只要冲破过往思维惯性，整合全球创新能力，集合全球创新资源，兼收并蓄为我所用，就能力争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高地之一。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企业评价研究所研究员、北大纵横管理咨询集团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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