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做流量小生三股力量弄潮公募下半场关键词是多元化

争做“流量小生”！三股力量“弄潮”公募下半场关键词是“多元化”？

作为金融圈2020年的“流量小生”，公募基金靠实力出圈，频登微博热搜，“带货”能力一流，新基金发行8个月突破2万亿元，刷新历史纪录。

市场目光聚焦于此，入场迫切的不止投资者，还有跃跃欲试的“弄潮儿”——外资、券商、私募闻风而动，志在公募牌照。

公募基金的下半场，或许还酝酿着“多元化”趋势。

两家券商抢跑

监管部门提出放宽“一参一控”限制后，以国泰君安和华金证券为代表的券商打头阵，递交了公募牌照的申请。

这得益于监管新规的推出。7月31日，证监会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监督管理办法》。

新规优化了公募牌照制度，适当放宽“一参一控”限制，允许同一主体同时控制一家基金公司和一家公募持牌机构。

名正言顺之后，国泰君安资管在8月14日火速提交了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资格申请。两个星期后，华金证券也加入申报队伍。

目前券商中持有公募牌照的仅13家，包括6家证券公司及7家券商资管子公司。头部券商大多缺乏公募牌照。

济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研究员程颖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若新规顺利推出，将为券商大集合产品的公募化改造提供便利，约7360亿元的存量大集合产品有望转变成为真正的公募产品。

程颖认为，在公募行业头部效应显著的背景下，能基于投研和产品创设能力，为财富管理条线提供特色化的公募基金产品的券商，更容易脱颖而出。

事实上，“券商系”基金公司早已是公募的主力之一。在现有的135家公募中，有56家的背后有券商大股东。从“一参一控”到“一参一控一牌”，监管为何进一步放宽券商的准入权限？

某大型券商人士告诉《国际金融报》记者，“一参一控”规定的出台背景是因为过去行业规范性不够强，现在行业逐步进入规范健康发展轨道，因此可以回归常态。

贝莱德拔头筹

市场翘首以盼的首家外商独资公募，最终花落贝莱德。

8月28日，贝莱德基金拿到批文。据证监会官网披露，该公司注册资金3亿元，泰康资管前副总经理张弛出任总经理。

按照监管规定，自批复之日起6个月内，贝莱德基金需完成组建工作，足额缴付出资，选举董事、监事，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并发行公募基金产品。

贝莱德相关发言人表示：“贝莱德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批准于中国筹建基金管理公司，为中国投资者提供投资解决方案，帮助他们实现长期财务目标。”

事实上，贝莱德对申请中国公募业务筹划已久。2019年4月17日，贝莱德宣布任命汤晓东为中国区主管，负责管理发展和执行贝莱德在中国的长期业务战略，汤晓东此前曾担任华夏基金总经理。

更多外资公募在路上。4月1日和贝莱德一起提交公募牌照申请的路博迈，目前仍处于收到补正通知的状态。此外，富达基金也于5月19日加入申报队伍，审批进度和路博迈同步。

看懂研究院研究员徐乾山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大部分外资基金公司经历了长期国际资本市场周期波动的考验，具有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治理体系，更加坚定的投资理念和卓越的风险控制能力，会给中国投资者带来更多差异化选择和更多元的服务。

另一方面，外资会对本土基金公司造成一定的冲击和竞争压力。不过，徐乾山认为，自2002年第一家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成立至今已有18年，中国基金公司已经预见并逐渐适应外资机构竞争，且国内基金公司有自身的本土化竞争优势。“随着外资进入，基金行业会迎来一个多元化良性竞争的局面，助力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

“整体来看，外商独资公募会给本土公募带来一定的挑战，但短期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因为本土公募有广泛的客户基础。”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再现“私转公”

时隔数月，又有私募转战公募。

近日，友山基金申请设立公募基金，进度显示证监会已接收申请材料。这是一家总部位于贵州省的私募机构，控股股东是A股上市公司中天金融。如果顺利拿到批文，将成为贵州省首家公募基金。

“私转公”的审批停滞已久。上一家申请转型公募的私募机构是利得基金，去年10月提交申报材料后，直到今年8月11日才更新至“受理决定或者不予受理决定日”。

在“私转公”这条赛道上，困难高过诱惑。

从过往案例来看，“私转公”并非易事。一家公司如果既做公募又做私募，难以防范利益冲突、利益输送。按照监管要求，全面放弃私募业务，是申请公募的前提。

这一限制，劝退了部分原本打算“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以重阳投资为例，该公司曾在2015年12月提出申报公募牌照，而后在2017年4月主动撤回申请。

“私转公”的序幕始于2016年。当年6月，鹏扬基金获批，成为业内首家成功转型公募的私募。之后，凯石基金、博道基金、弘毅远方基金、朱雀基金也相继加入该行列。

四年多过去，上述5家基金公司的发展不尽如人意。从资产管理规模来看，目前只有鹏扬基金跻身“百亿俱乐部”，规模达到683.81亿元，其余4家则不足70亿元。

一直以来，公募都是依靠管理费维持运营，私募则是根据业绩进行提成。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做大规模是摆在“私转公”基金公司面前的第一道关卡。

一家“私转公”基金公司高管向《国际金融报》记者指出，“私转公”的基金公司优势主要在权益投资，但公募的规模扩张主要依靠固收产品，加之没有银行渠道支持和历史业绩支持，转型初期很难把规模做大。而公募的经营成本又很高，前几年很难盈利。

“转型没有那么容易。”上海一家私募人士表示，公募的整套架构搭建起来很复杂，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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